《华夏书画报》推介人物 | 耀质含章 理中见性——评王爱红书法

《华夏书画报》推介人物 | 耀质含章 理中见性——评王爱红书法

 

     王爱红  山东潍坊安丘市人,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美协会员、中国书协会员,中国侨联文艺家协会理事,原国家机关美协理事,中国楹联协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等,出版诗文集、书法集多部,曾主编或参与主编《文艺报》美术书法专刊以及《当代美术精品》,《火花》《延河》下半月刊,《中国诗人生日大典》等,现居北京。2015年,获人人文学网诗歌新锐奖。2016年,获首届《山东诗人》2015年度优秀诗人奖、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。2017年,获长河文学奖诗集奖等。

 

 
 

 

 

 

     书法是有姿势的诗学,从诗人王爱红的书法中,这是断然可以获取的判断。中国书法历经三千年的文化洗礼,早已与诗歌紧密拥抱在一起,从魏晋到唐宋,直至当代,诗人总是以书法的方式泄露诗的秘密。对于诗歌是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”,而对于书法,诗意则是书法灵魂的构建。缺少了抒情性的书法,它往往只能停留于匠人的层面,很难进入“道”的哲美境界。
     诗人王爱红在诗坛以诗扬名,因为曾经主编《文艺报》美术书法专刊的因由,与书画结缘,并成为一名书法家,这是诗歌之幸,也是书法之幸。只要有诗人,愿意以书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,理中见性,我觉得都是一种文化责任的体现,有着“大文化”襟怀,方才文艺各界广阔地驰骋。诗人写书法,具有天然的优势和艺术滋养,古人提倡书法艺术要有笔墨语言特色,形成个人风格,并不是很多书法家都能轻易做到,但这对于诗人并不难。南宋诗人林希逸在《题宋德清诗稿》中直陈:“诗法如书法,临摹恐未真。宁为禅散圣,莫作婢夫人。士诧门中集,君留席上珍。苦吟应不厌,会见轧黄陈。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视“诗法如书法”的文人,反过来,书法和诗法一样,切不可亦步亦趋,只有通过耐心的打磨、互通,才能达到真如三昧。王爱红的行草书,极有书法如诗法的自由潇洒和诗意表现,曾有学者惊诧,当代书法为何不见了诗意,诗意的缺乏使书法陷入灵魂苍白而无力的境地,这些书法从表面上看,笔画功力并不差,也有古法源头,但就像一位衣着华美的绅士,缺乏文化内涵,缺少了耐人回味的东西——这就是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·贝尔在《艺术》书中提出的“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”。按照中国古代诗人黄庭坚的说法,“文章最忌随人后,自成一家始逼真”,真味和诗意是书法的最佳精神共构,王爱红深谙其理,他用书法向我们讲述了这一道理。
     具有“尚意”精神的书法一直为王爱红所钟爱。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是他师法的对象,王爱红每天读书、写诗之余,最重要的事就是磨墨濡汁,搦管而书,此时释放出的真情和诗意,瞬间化作了飞舞的笔墨线条,犹如日月星辰仰观俯察,亦犹江河经纬迂回穿插,整个宣纸的纸面上氤氲之气升腾,诗人的激情与书法意气完美地汇聚在一起,就是真性情的书法作品。在书法史上极具影响的《书谱》中,孙过庭指出过:“质直者则劲挺不遒,刚狠者又倔强无润,矜敛者弊于拘束,脱易者失于规矩,温柔者伤于软缓,躁勇者过于剽迫,狐疑者溺于滞涩,迟重者终于蹇钝,轻琐者染于俗吏”。意即书法的本原在于创作主体,创作主体的心绪决定了书法的气势,王爱红的草书作品在此方面尤显如此。其草书《滁州西涧》(韦应物)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全诗28字一气呵成,几无停滞,书写中除了四次换笔,几乎没再舔浓墨而一气贯通,用笔俊迈,提按点撇捺,曲尽变化,这与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一气到底极为相似,是一种饱含深情的书写。王爱红其它一些草书《望庐山瀑布》(李白)、《赤壁赋》(苏轼)、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(陆游)等,都是写出了诗人的书法情味,书写的节奏与诗歌的内在情感旋律合二为一,之所以引笔如穿绳,是因为心中有文章。
     王爱红的书法还具有极为鲜明的自然风味。当代书法创作的普遍现象是巧饰者多、斧凿者多、矫情者多、伪善者多,而以书法意象为基础,基于人与自然的相处对话,将哲学上“道”的精神作为书写理想的书法家并不多,王爱红的书法至少可以说,和他的诗歌一样,自然挥洒,风韵天成。这种诗风和书风,我们在李白、黄庭坚等古代大诗人那里看到了很多。宋代书论的一个基调,就是自然为美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表达过这一观点:“不烦绳削而自合”,黄庭坚评颜真卿书法“萧然出于绳墨之外,而卒与之合。”韩愈和黄庭坚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,就是书法应和诗歌一样自然浑成,谐和生美,在这一点上,王爱红的书法显然也有所体现。
     在古代书论家那里,认为打通诗歌与书法的美学关节至关重要。中国历史上,诗书画合一的独特现象,为世界艺术史仅见。但这三者合一的最大优势,正在于彼此的相互照应,优势互补,书法与诗歌的温情对话、深情纠缠,导演了中国书法史上的诸多文化传奇。宋代书论“诗书一律”现象,乃源于“诗书画一理”的整体关系和异质同构的哲学本性,王钦臣说“文章书画固一理”,范温亦云“夫书画文章,盖一理也”,《宣和书谱》更是点明旨要:“文章字画,同出一道”,廓清了书法与诗歌的艺术同构之理,王爱红的书法就具有了有别于当下普通书法家的文人书法气质,书法与诗歌共同指向人的内心世界,体现出独到的笔墨语言和精神情境。诚如大诗人苏轼所言:“诗不能尽,溢而为书,变而为画,皆诗之余。”王爱红变诗歌精神为书法理想的能力,值得当代诗人尊敬和学习。当代书坛普遍重视技法或技术,对书法应必备的综合人文修养而有所忽略,过分的追名逐利,导致书法浮躁轻滑,仅限于形式主义的“创新”,但诗人王爱红本身就兼备良好的诗人质素和文化修为,因而他的书法并不缺乏诗教传统,诗心雅趣尽现于笔画结构之中,满纸黼黻、墨光四射,其书法作品有情有趣更有韵。
     当然,王爱红书法还有另一类作品行楷,值得更为深入的研察。写好楷书,这是每一位书法家的基点和出发点,以诗人身份切入书坛的王爱红,并不只是在草书的狂放、行书的放达上,展现才华,同时也在行楷上做足功课。其行楷代表作《春江花月夜》(张若虚)心清可入古,笔简自出新。过去有一种说法,认为楷书和草书没多大关系,属两种截然不同的书体,实际上楷书构建的是字体的架构基础,可王爱红将写好楷书作为写好行草书的前提条件,因此,只要有闲暇,临习古人楷书经典就成为他的必修日课,在楷书中掺入适意的行书笔法,注重点画形质,在使转上圆方结合,不使用唐楷较多的提按,承续篆隶古法,基本以中实用笔为主,笔法灵活多变。这样的楷书既有古法风味,却依然有现代风格,这是王爱红精心锤炼楷书的结果。王爱红是有当代精神追求的书法家,决不会满足于传统的古法,必有个性与创新,才是他的楷书目标。
     从王爱红的书法精神气质出发,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实内心世界:光明、宽阔且有力量。无论行草书,还是行楷,出笔果断,线条排布利落,山东男人那种刚劲的特点使他的书法呈现出北派碑刻的质性,同时,满怀对南方文化的敬意,他的书法又不可避免地含有飘逸雅丽的南派书法风格,结体上平中寓奇,工稳中见顿挫之姿;章法上舒朗跌宕,轻重中有疏密相间。尤其是行书的一些撇笔或竖笔,直接过渡到下一字时的侧锋映带,或笔锋暗过,非一定功力的书家不可为。王爱红行书的整体风格是刚健含婀娜,潇洒自若,楷书是端庄间流丽,如翠珠散落玉盘,这些书法上的成就与他的诗人性格、综合文化素养是密不可分的。当代诗坛舞文弄墨者甚多,但理中见性者稀见,其原因就是书法缺少诗法的融贯,把书法单纯当作书法一门艺事,而没有将书法放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来把脉问诊,而王爱红从诗歌写作中悟出书法的密奥,将行草书当作了他诗意人生的托载物,赋予书法线条以诗人的想象力,因而使书法线条充满活性和张力,以胸气养之,以性灵蕴之,以豪情吐之,笔下自有风情万种。书法和诗歌在本质上都是抒情的,千百年来,古人圣哲先贤已为当代人准备了答案,君不见张怀瓘《书断》赏心悦目的那句话:“文章之为用,必假乎书;书之为征,期合乎道。故能发挥文者,莫近乎书。”意即书法是表现诗歌的最佳形式,诗歌书法二者合体,一定交相辉映;君不见姜夔《续书谱》中的肺腑之音:“‘心正则笔正’,‘意在笔先,字居心后’皆名言也。”先做文化上的君子,然后才能做书法上的君子;君不见大诗人陆游关于诗歌与书法的那一句名言:“君子之有文也,如日月之明,金石之声,江海之涛澜,虎豹之炳蔚,必有是实,乃有是文。”书法与诗歌的精神合体至美至上,人类心灵应该允许真实的声音存在,只有先有真实的内容,然后再有漂亮的形式,这三点就是张怀瓘、姜夔、陆游给予今人的答案,需要我们慢慢咀嚼,从王爱红的为人、为诗、为书之中,这些答案同样也在不断的浮现,只需精细地陶钧,它们就会化为一种文质的存在或耀眼的回音,照亮书法时代的每个人。
     (金肽频,著名艺术评论家、作家、当代诗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、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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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时间:2023年7月5日 16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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